所以但凡是有两面性，一旦晋国吃下这剂毒药，晋国将陷入长期的通缩、通胀的反复经济动荡。而咸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业进步，令咸国市场进入新经济模式，形成高度完整的上中下产业链。

晋国作为基础原料市场，其对咸国的市场的依赖将日益严重，同时咸国的进步会像吸铁石一样，将资金引流向咸国，而国外资金日益空洞。

晋国再想动兵，其结果是国内经济不振，咸国日益富强，无论经济还是军事，其已无胜算的把握，而唯一有用的反倒是被晋王冷处理的西寰。

于是陵山银矿事件后，西寰在晋国国内的威望日盛，其母王太后病故后，王太后党羽非但未被晋王分化吸收，相反依赖西寰输往晋国的利益纽带，联系更为紧密。

晋国效法咸国改革只是冰山一角，卫、宋、徐、志、梁、长孙等大国陆续推行土地改革，但至645年，除公良氏外，鲜有能大成者，充其量窃取咸国农业和耧车技术后，农业产量大幅增加。

而归根到，改革的根本是制度和技术的双重变革，前者代表了生产关系，后者带来生产力，最终引发的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如何处置利益过程的再分配，往往决定了改革的成败，而咸国具备了变法的基本条件。

至盛元644年年底，经二十年努力奋斗，百里燕基本实现盛元625年“以商代政”的目标，然比当初的计划更为宏伟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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