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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调整患者血液的五十多种指标。比如给予抗生素抵抗感染。比如使用各种先进装置，代替患者体内已经失去正常功能的器官运作。比如帮助身体止血。

但在生死面前，医生们能做的事情却少的可怜。

候慧英在被列入肝移植名单后的第二天，身体机能突然全面崩溃。尽管孙立恩在生命监护仪报警的第三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开始指挥抢救，尽管状态栏详尽而切实的标注出了候慧英所有的负面状态，尽管四院的急诊和重症医学科医护工作人员倾尽全力救援，但所有人长达一个小时的努力仍旧以失败告终。孙立恩看着候慧英头顶的“脑死亡”状态，沉默了几秒钟后，宣布停止抢救。

“死亡时间……凌晨一点二十五分。”身为规培医，孙立恩是没有权利宣告患者死亡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只能交给了袁平安。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在拉出一条直线的心电图后，看一眼洁净室里的时间而已。

汤文瘫坐在一旁的地面上，脸上全是泪水。

“……”孙立恩想对汤文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的却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奇怪声响。

和这一家三口相处了快一周时间，孙立恩难免将自己和他们摆在了同一战线上。每次用药调整乃至巡查病房的时候，孙立恩都一定会站在三人床旁，和他们聊两句话。哪怕汤兴德和候慧英根本没办法回应——他们甚至可能根本听不到孙立恩在说什么。但孙立恩还是会站在床旁，低声和他们说几句话，为自己，为他们，为身上压力不知道有多大的汤文加油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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