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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朱常洛的反问是一种现实！

身为官员，大多数时候的确可以超脱于大明律之外，或者更准确的说，中国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法制至上的国家，无论是明律，还是之前的宋律，唐律，乃至于汉律，都是针对于平民阶层制定的律法。

因为在中国，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超脱于律法之上了，皇权自不必说，虽然有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是仔细想想就知道，这句话说的是同罪，而非同罚！

而且这句话的起源是史记当中的商君列传，据传是出自于法家的名士商鞅，如果要说中国古代对于法律贯彻的最为彻底的一个时期的话，那肯定是商鞅变法的那段日子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也没有将这句话落实。

当初商鞅在秦国变法之时，尚是太子的秦惠文王在门客的教唆下犯法，按照律法，当以黥刑，刺面为罚，但是由于秦惠文王特殊的身份，最后即便是商鞅也只得妥协，用处罚太子的两位老师来替代太子，最终才得以平息风波。

更不要提自唐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八议之法，以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为八议，凡是符合这八种规定的犯人，虽然得不到完全的免刑，但是至少减轻一等以上的刑罚是光明正大的。

所以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朝臣的观念当中，还是在以前的皇帝观念当中，都压根没有把官员这个群体纳入大明律的管辖范畴，翻开史书瞧瞧就知道，大明朝因为冒犯皇帝，或者徇私舞弊被罢免的官员有不少，但是官员犯罪，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真正经过三司审查用大明律来判罚的官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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