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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正自憧憬着千叟宴的盛况，听的胤祯突然一下把话题拉到兴西学这方面来，登时就大为警惕，推广倡导西学可不是小事，在宗室子弟中推及，他还只担心把西学用于火器，大规模的在民间推广，就不是应用于火器那么简单了。

大清的西学完全是靠来自西洋的传教士传播的，而传教士的主要职责却是宗教传播，跟传教士学习西学，必然要被灌输西方宗教、文化、世界观等思想，这些思想与大清的统治基础——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西洋人虽然也宣传君权神授，可令人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宣扬的是神权高于君权，在大清推广西学，无异于向大批士子灌输西方的宗教理念——神权高于君权，这不仅会引发两种思想的猛烈撞击，甚至可能引起儒家思想的崩溃，对大清而言，那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康熙对这一点看的十分透彻，这也是他明知西学的实际应用远远大于国学，却一直不允许在民间传播西学的根本原因，在京城的传教士不少，他身边就有不少传教士，南怀仁、白晋等人都不止一次的向他灌输西方宗教思想，企图引他入教，企图通过西学的吸引力在大清推进他们的传教事业。

康熙也正是因为洞悉传教士的目的，所以一直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京城、广州两地，后来才应胤祯的请求允许在上海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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