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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洛很清楚《澶渊之盟》的危害,不在于这个盟约的本身如何,而是这个盟约带来的毒副作用。
他之所以在朝会上借修《宋史》谈起《澶渊之盟》,就是给大臣们上一课,告诫他们:国虽大,忘战必危!
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要保持敢战之心,能战之兵。
李洛认为,《澶渊之盟》后宋辽百年和平,其实盟约本身的作用并不大。
两国的确保持了长期和平,可真的只是《澶渊之盟》的作用么?
只要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就知道不是这么简单。
宋朝当然是不想再打,也不敢再打。宋廷上下对契丹的畏惧,使得宋太宗北伐大败后再也不敢北伐契丹,一心求和苟安,是不会主动挑事的。
君子嘛!
为此,宋廷严格约束边疆百姓,让他们千万不要得罪契丹人,还禁止一向尚武的边疆百姓“禁习弓马”,免得契丹“误会”。
契丹人越界,也会被边境官吏好说歹说的礼送回去。可要是宋人敢越界,那不好意思,官吏一定会严厉惩办,还是免得契丹“误会”。
所以宋辽边境,其实很不平等。这在宋人诗词和笔记中都有记载。
所以无论有没有《澶渊之盟》,宋廷也很难主动出兵挑事。
那么契丹为何要遵守盟约呢?
契丹不南侵,和宋廷的原因完全不同。
宋廷是不敢。
契丹是不能,而不是不想。
《澶渊之盟》固然约束了契丹的南侵,可绝对唯一的制衡力量,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制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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