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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福伯骑马赶到宁波县衙的时候,县令苏梓文正和幕僚在后衙花厅说话。
待到有人禀报,“武朝太白”、“江南苏老坡”的老家人前来求见,苏大人当即欢喜到不行,只以为那韩琛韩姑爷终于开了窍,晓得举办文会,特意遣人前来邀请。
要说在江南一地做官,尤其是做执政一方的独断官,那是真正的痛并快乐着。
江南富庶,文风鼎盛,在此地做官,首先每年的文教,也就是升学率,是有保障的。
官员都不需去劝学,才子文士犹如过江之鲫,自己一茬茬就冒出来了。
这些,都是政绩。
赋税也好说,富庶嘛,收税总是能收上来些的,待到考评的时候,又是一个加分项。
如此这般,只要为官一任,不搞东搞西,无为而治,就能混个好履历。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江南的官,它也不好做。
首先,读书人多,就爱扎堆串联,不好糊弄,鼎鼎有名的破靴阵,不知伤了多少老大人的面皮。
上任阁老张时同还在时,礼部尚书董文礼是华亭人,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人,只因这位老大人不爱站队,谁也不愿得罪,被书生们传为泥胎木塑,最后有心人扇动了一把,几百个秀才串联,直接冲进礼部尚书的老宅,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这还不算完,烧完董大人家的祖宅不到旬月,便有人写了一本《义民抄董贼实录》,编成话本,刊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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