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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温饱难继的生存环境，就越能养育出轻生死者。

因为对死亡见多了，也习惯了。

河西走廊的人们就是如此，从来都不可“以死惧之”。

而且，光武帝刘秀复汉祚后，选择的是“都洛阳以安关东”而并非是“都长安以通西域”；再加上一百多年里羌胡部落不断内迁引发的动乱，让河西对官府的权威与约束慢慢变得熟视无睹。

比如河西每位能活到及冠的男人，都颇通刀矛弓箭。

他们知道，有了武力傍身，就有了生存的资本。

如能捍卫家人在马贼横行的乡闾苟全；能在遭受不平之事而伸冤无门时，提刀去有仇报仇；还能在衣食窘迫时，把身份变成贼寇。

抑或者说，在河西走廊，每户黎庶是潜在的马贼。

至于豪右与羌胡部落，则是明目张胆的马贼。

冀县人尹奉在任职敦煌太守期间，备受称赞的功绩不是屯田戍边。

而是勒令各处关隘或烽燧的戎卒护沿途商贾，不让那些豪右私兵将麻布裹脸上伪装成马贼劫掠商队。

民不畏死，皆逞强斗狠之徒。

这是人们对河西黎庶的印象，也是郑璞所思中，仅用两年时间便可让河西豪右及羌胡部落顺从的分户画地迁入蜀地的依仗——如果他们不愿意迁徙，那么，大汉颁发诏令将他们定为叛贼，号召所有河西黎庶去灭之。

报酬很可观。

不仅可被官府募为“士”，还能分去被灭掉豪右家中资财及田亩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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