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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儒家的时代，而吴山无疑秉承着儒家的理念：择贤士执政，并以德礼约束官员。对官员许以自我良善的期待，希望通过对官员的道德引导和改造，实现权力的正义性。

正是基于此，吴山跟很多正统官员那般，将治理国家的重要思路放到“吏治”上。由一位有道德模范官员执政，将那些“不德官员”通通除掉，然后换上“有德官员”。

吴山虽然还远没有站到最顶端，但面对漕运之弊的问题，恐怕还是倾向于漕运都御史的不作为，渴望启用有德行的官员进行填充。

这却不能怪吴山将问题的根源推到胡植身上。因为胡植确确实实是严党中人，且这些年只顾着帮严家父子捞银子，维护漕运的损耗却是有增无减。

像郭朴所提出治理漕运的策略固然可取，但不说朝廷会不会采纳，若是吴植不去执行和监督，那一切都将是无用功。

正是如此，吴山显然认为解决当下漕运之弊，还是要从漕运都御史的人选着手，而不能将解决漕运问题的重任交付给吴植这种小人手里。

林晧然宛如一个旁观者般，只带耳朵不带嘴，认真地倾听着两位当朝大佬交谈，且对他们的言行举止认真地进行洞察和剖析。

只是对吴山将责任归咎于吴植，过分地信任于吏治，他却有着不同的见解。虽然吏治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人都是自私的个体，又怎么能够让人去维护权力的公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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