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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统十一年，春。

云南路，大理府。

崇圣寺的钟声回荡，高长寿把一个骨灰盒交在住持僧人释觉性手中，长叹了一声，缓缓放开了手。

香堂中摆着灵牌，上书“故大唐少师滇国公云南宣慰使高公讳琼之灵位”。

跪在院中的年轻人们还在哭着，高长寿过去，道：“回去吧。”

“叔父，父亲就这样走了。”

“别哭了，大哥这些年常说他饱受病痛之苦，如今心愿皆了，能走也是解脱。”

高长寿安慰了侄儿，抬头看去，只见三座高塔与苍山相映，感到了自身的幸运。

过去那乱世，不提活得像蝼蚁一样的百姓们。便是身边的亲友，多少人战死、病死，而他自从庐州遇陛下以来，除了少数几回惊险的逃生，此后按部就班，竟一步步成为当朝国舅、云南王。

但他心里其实有些不安。

因大唐异姓封王且就藩边陲者，只他一人而已。

以往，可以说是因为云南地偏路远而高氏世镇于此，但随着昭通经营得当、官道凿通、文教渐兴，高长寿常常在想，陛下是否后悔当年许诺分藩自己云南王？

……

这日，才回到大理城，马上有官员上前，禀道：“王上，有蒲甘使节求见。”

“蒲甘使节？”高长寿问道：“是答应朝贡了？既有使节前来，为何此前不先行知会？”

“使节是突然前来。”

“召见他。”

次日，缅甸蒲甘王朝的使节抵达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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