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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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