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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前期，一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著名人士曾先后两次对中国戏剧作过集中的思考和讨论。第一次是世纪初年，第二次是五四前夕，两间相隔约有十余年。

这两次集中思考，大多已被人们遗忘。确实，这些思考都未免有幼稚和浮浅的成分，还不属于对祖国戏剧文化遗产的缜密研究；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真正的近代观念

与传统文化的重要遇合，包含着值得永久珍视的历史意义。

在此以前，中国戏剧文化也经历过不少次的变革与更替，也经受过许多理论家的评论和分析，但这一切都属于同一文化系列中的自我调整；这次不同了，它所经受的是一种环视过世界文化的目光的扫射，它所遭遇的是一种急于想改变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焦灼情绪的冲击。思考者对于思考对象，有点陌生感，有点异样感，甚至，还有点威胁感。这种思考不细致、不周到，却颇为冷峻和苛刻。祖国的命运、时代的责任都包含在这种思考中，因此作为思考的成果常常伸出戏剧问题之外。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那些思想文化界的大忙人突然想到了戏剧，而是正经历着激变的时代本身在评验和选择着戏剧。这个时代离今天并不太远，那个时候所开启的许多社会思想课题，诸如对封建主义的全面清算、以国际性的视野来审察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等等，今天正在重新被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同样的问题在不同高度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温这些问题刚刚被提出的时候各种学者的思考方式和思考深度，就会获得许多启发。陌生感往往会导致清醒的理性思考，传统戏剧与新兴思潮、祖国文化与域外精神最初遇合时的情景，就象人与人初次见面时的互相端详，是历久难忘的，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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