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不足之处。

首先这里头对官员的工作计划规范并不足够明确，赵肃建议把每一个部门具体的职责分情况罗列出来，再根据各个事项制定具体的奖罚制度。

譬如说一个知府，他今年需要巡视辖下所有县的百姓，再将每个县的情况上报，要主持府试，要征收赋税，要审理若干案件，那么如果他全部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包括银两和全国性通报褒奖，其中银两的奖励，则是从其它革职官员的俸禄里扣除，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钱。

其次，考成法还容易出现一个弊端，那就是由上级下，工作计划的层层积压。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征收多少的税收，巡抚或按察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下头的人，知府又分派给知县。

以前的税收，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朝廷担心老百姓负担过重，把赋税一降再降，低得不能再低，但即便这样，也有很多大户中户拖税漏税，官府也乐得清闲，收多收少没所谓，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粮，损失的是国家，但是现在不行了，税收得少了，今年“工作计划”没完成，大家都别想好过，所以知县感到压力很大，就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地主们，而地主们当然转嫁给佃户。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成法反倒可能失去它原来的优势，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几十年后，一个叫黄宗羲的人，曾经总结过一条规律，说历朝历代的所谓赋税改革，每改革一次，老百姓的负担反而要相应地增加。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涉及到考成法的弊端，那就是考成法并没有按照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征税标准。无论是颗粒无收还是五谷丰登，全国只有一个统一的征税标准，这就容易造成灾荒之年，下面拿不出一粒粮食，但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还要强迫老百姓交出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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