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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几天。四十年没来，下车之后就东奔西走，观察、寻访、凭吊我熟悉的和变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锅巴菜，访了娘娘宫，逛了宁园，看了鸟市……有的发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实亡了。有的连名儿也不被年轻人知晓了。我仍很满足。在这里看见了逝去了的岁月和梦境一样的童年。

临回北京前，一个朋友问我还忘记办什么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替你想起来一件，你这次来天津，没有看一场戏！”

这当真是个遗漏。且不说对厉慧良的技艺一向憧憬，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进剧场，第一次接受艺术的感染就是在天津，冲这个也应当看一场戏：从剧场里再审视一下变化了的天津、变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戏，算来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岁时，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义庄。老爷掌鞋，也做几双新鞋卖，多少有点余钱吧，姥姥就带我去谦德庄看戏。那戏院是席棚搭的。去过几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戏。台上两边站着许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间站着一个穿蓝袍戴胡子的官，却又矮又小。那官一个人唱，别人都看着。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来，两肩往上耸一下，样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问姥姥他这样是干什么？姥姥说他年纪小，没有劲，唱不出来，师傅会打他。他是在使劲！旁边就有人说：“这孩子一天唱两场，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记不清是当时就懂了这些话的意义呢，还是后来在回忆中弄懂的，总之把文艺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儿，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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