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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留个百济宗室和有没有过分迁就新罗人我不清楚，不过放纵士卒抢掠算不得错吧？”贺拔雍皱起了眉头：“大伙儿渡海而来，可都是把性命豁出去的，打了胜仗总管将军们加官进爵，封妻荫子，若是不让下头的捞点好处，下次谁还卖力？”

“好处是应该的，但用得着让士卒杀人放火自己抢吗？百济立国也有几百年了，虽然没法和大唐比，但也是70多万户的大国，府库里拿不出几十万匹绢布赏军你信吗？就算府库里的不能动，那临时向百济降人课税不就行了，反正户籍都是现成的，每户增收加布一匹，哪怕就收了一半来，也有几十万匹布，用来赏军足够了。何必搞得天怒人怨，又有几个人分到好处？”

听了王文佐这番话，贺拔雍已经是哑口无言，依照唐时的均田制，丁男二十则授田百亩，而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做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若是不服劳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做庸。

当时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的法度与其大同小异，考虑到当时东亚各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代差，其国力基本与户口数成正比。像百济这种有76万户口的大国，每年光是收上来的绢布就有几百万匹，当时去乱世未远，市面上虽然也有铜钱流行，但数量有限，布帛仍然被当成货币流通，那些绢布在当时人眼里都是绿油油的美钞，再硬不过的硬通货。有这么丰厚的现金收入，却去烧杀抢掠来给军队发赏钱，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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