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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张斐的法制之法论来说，那么法家之法就是超级集权，就是全由君主一人说了算，不允许一丝的忤逆。

而儒家之法，就是多了“德”治，在“法”的层面，大家是不平等的，伴随的就是，在“德”的层面大家也是不平等的，谁最大，德行就理应最高，故此他们往往要求皇帝做出表率。

这其实也是限制皇帝的一种方式。

只不过比较委婉罢了。

然而，宋朝立国特殊性，导致儒家之法是更进一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在如此设计之下，确实会存有许多弊病，比如说一件小事都得扯大半天，但若以史为镜的话，这就是比皇帝一个人乾坤独断要好。

也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学术讨论上，是有极大的自由。

其实富弼已经点出法制之法的奥妙，但文彦博也就是提一句，不要上这课，这还是因为张斐只是一个小珥笔，张斐要是个士大夫，估计这话，文彦博都不会说。

因为限制君主，也是宋朝士大夫的目标，只不过这个法制之法，将士大夫也给限制住了，会破坏儒家的阶级体系。

话又说回来，张斐这法制之法，跟王安石的“三不”来比，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王安石的“三不”，基本上要彻底颠覆儒家。

如果说，天、祖宗、人言，都不放在眼里的话，儒家的整套体系都不成立。

但王安石最终还是启动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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