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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诉讼多有不实诬告，若不加以限制，登闻鼓怕是会日夜响个不停，反倒让真有冤情者无所适从。”关于越级上告的规定原理是由杨涟解释的，意思很明确，用来筛选真心申诉与诬陷者，听上去好像也有点道理。

“从你的老家到京城有多少里，需几日？”洪涛没评价杨涟的解释对不对，而是转头询问王承恩。

“禀万岁爷，奴婢老家邢台县距京城近800里，寻常人等进京最少也要走十多日。”

“杨尚书，听到了吗，直隶百姓进京方需十日。若非身披冤情无处申诉，谁愿意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去越讼？

大多数百姓家里没有多少余粮，即便是去府城越讼，一来一回吃住行也需不少银两。一旦告不赢官司，不用笞刑也离破家不远了。

朕以为还是不要为了省去官员的麻烦，给百姓平添障碍为好。只要冤情达到了一定标准，不是鸡毛蒜皮赌气的小事，就可以到州府或者京城越讼。

但也不能无休止的告下去，刑部和大理寺修订此法可酌情添加一些条款，杜绝部分胡搅蛮缠也就是了。大明官员已经富裕到要往南京安排的程度了，怎么可能忙不过来，谁要是太忙了可以上疏请辞。”

有了王承恩的回答，洪涛才开始说正事。掰着手指头给两位司法高官算了笔账，从人性和逻辑方面阐明了越讼的困难程度。

什么怕刁民乱告，完全就是官官相护，害怕放开越讼之后，官员在地方上的所作所为会更容易被朝廷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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