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年这一辈子，不知道上表过多少喜报。

在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喜报是人们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不过，喜报要做成什么样，以什么形式来报，却也有些默认的潜规则。

以粮食产量为例，如果是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那就要开花车，游长街，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市政府和省政府，通知报社，邀请记者，摄影留念，浩浩荡荡的前往省城报告喜讯。

如果是亩产五千斤或者三千斤的普通卫星，那花车游街就可以省下了，省政府也可以不用去了，到市政府或者地区所在地报捷即可，至于亩产一千斤的小型卫星，通常是县内自己热闹一下，贴几张大红喜报就算结束。

赵丹年对喜报中学的成绩，也有着类似的认识。

假如是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不管是什么学校，只要拿到任何一个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赵丹年就准备将喜讯用红榜贴遍学校和溪县。毕竟，溪县内能够教出大学生的中学，也就是那么几个。

假如有七八个，或者再稍微多一点的人能考上大学这已经是赵丹年设想的最好情况了，他就准备去南湖市教育局贴捷报。

这种捷报就和大字报差不多，一样的红纸，一样的大黑字，只是内容是捷报罢了。

在80年代的中国，这种大字报就和30年后的自媒体差不多。

有名的家伙写的大字报的传播范围会很广，正如有名的家伙的自媒体会有很多人去看一样。有意思的大字报也会传播的很广，正如有意思的自媒体文章会被自发传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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