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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观水写的信里面，德国跟要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读了蒲观水的信，唐绍仪用一种颇为怀疑的语气说道。唐绍仪与顾维钧都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考试通过后被外交部录用。这次两人作为人民党外交团队成员到了巴黎。

“德国现在和咱们的清末差不多，皇帝倒了，新秩序还没有建成。”章瑜答道。

见章瑜回答的很轻松，唐绍仪也不再接话。中国毕竟从1840年开始被外国人摁住痛打了六十年，直到人民党出现之后才扭转了这个局面。唐绍仪知道，章瑜这些人民党人秉持的是人民党的斗争哲学，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接受流血牺牲，吃苦受累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种悍不畏死的态度让章瑜可以看不起外国人，几乎是本能的避免斗争的唐绍仪深知自己是做不到这些的。

这次当了人民党的“官”之后，唐绍仪发现人民党与满清，甚至是与中国传统的极大不同。政府官员只是雇员，他们是人民党的雇员，或者说是“人民权力”的雇员。尽管唐绍仪根本不相信后者能够真正实现。对唐绍仪来说，世界最好是等级分明的，越是地位高的人，越不该受那么多罪，付出的辛苦应该得到更多回报。在人民党的时间越长，唐绍仪越是怀疑对自己在人民党这里“做官”的选择是不是正确。

“我们要介入欧洲的革命？”顾维钧问道。作为年轻人，在人民党这里没干太久，顾维钧就颇有向着帝国主义外交进化的迹象。强大的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干涉任何可以干涉的事物，无疑是这个世界现在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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