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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香江股市，单论投机程度，在全球主要股市里，堪称首屈一指，究其重要原因，水平发达了，但配套的机制，没跟上，导致漏洞百出，容易被居心叵测者利用。

如此局面下，各个方面的心态复杂程度，可谓一言难尽，不妨通过例子，尝试揣摩。

比如，米国股市的绿票讹诈，被刘大熊这样头脑灵活的人学明白了后，便“降维”用到香江股市里，狙击那些控制权不稳的上市公司，进而，占了便宜的，吃了大亏的，没来得凑热闹的……等等吧，对香江证券业的现有法规，显而易见地各有想法！

说白了，自己要捞钱的时候，希望越自由越好；当掉进坑里后，便记起来监管的保护了。

在这种逻辑上的怪圈里，只有自己人才能真心实意地寻找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而香江金融管理局总裁高爵士提出来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简直要直击灵魂了，所引发的热烈反响，以至于在香江被迅速推崇为，继“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之后的最新经济策略。

简单提一下，“自由放任”是一九零六年代时任香江财政司郭博伟的工作思路，大致形容就是，市场随便怎么搞，港府不管，这确实增加了活力，产生了繁荣，可世事无绝对，副作用也越来越多，比如，底层被剥削得怨气越来越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怎么办；到了一九七零年代，郭博伟退休，夏鼎基接任港府财政司，来收拾香江动荡后烂摊子的麦理浩，大搞什么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地铁等等，很明显，港府还是干预市场了，而夏鼎基在一九八零年代退休前，将自己的任内工作思路，概括为“积极不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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