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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年代初，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迷信国营、集体的厂子，认为端上铁饭碗这辈子不愁吃穿。

许多城市待业青年干着个体户的同时依旧在联系工作，一旦有了指标，十有义无反顾的去工厂上班。

原因很简单，社会上瞧不起个体户，干个体的小伙子哪怕有点钱也难找对象。

厂子的效益有好有坏，但凡出现那个厂子红火了，奖金、福利高了，有路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各显神通，调进。

不少厂子就是因为调入的关系户太多，应了“花无百日红”的说法，嫣儿了。

钱国栋以前就善于上下活动，他当然知道厂子红火了会面临什么，但是他会用这些人情换取利益。

这里的利益是双关的，包含集体利益也会存在个人利益。

用得好了，厂子会更加红火，过了头，惹祸上身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坚守一条底线，不拿任何人的现钱，做到适可而止，坐牢还不至于。

钱国栋每次从广东回来都会找黄道舟父子聊聊，黄瀚一直叮嘱黄道舟和钱国栋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

不是要求他们苦着自己，而是要求他们胆子大一些，只要厂子效益好，厚着脸皮给自己定最高的工资，用不着考虑悠悠之口，万万不能搞变通，提高自己的收入。

这方面黄瀚有经验，因为在九四年公司法出台之前，黄瀚的单位就被查过，逮了几个。

那时认定企业领导人、经营者贪墨两千块钱就可以判刑一年，但是哪怕签字拿走了几十万工资、奖金，屁事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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