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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眼见的发达的异国，想到自己祖国的衰败、贫弱，和所遭受到的耻辱，则刻骨地刺痛着这些留学青年。

和胡适、赵元任同在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耳濡目染过美国的强盛后，不由地感慨道：“高楼奇云，蒸汽迷雾，铁路蜿蜒，名城巨镇，类如贯珠……见物质文明之发达，未有不变色却步者。”

那悬如霄壤的落差和反衬，不由得让青年们思考这其中的因由，求寻着中国向前跋涉的出口。

1962年7月，陈衡哲在夫君任鸿隽身后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陈衡哲是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熟悉留学界的情形后，她明显地感觉到，“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四川垫江县人，祖籍浙江湖州。1904年，18岁的任鸿隽到巴县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秀才。随后，任鸿隽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就读，后留在当地做了一名普通的教师。留学日本时担任孙中山秘书，留学美国时创办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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