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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杜威夫妇到达天津，由胡适迎至北京。6月，杜威在北京先后作了《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的趋势》的演讲，此后直到1920年3月，杜威主要在北京各学术机关团体演讲，基本都是由胡适担任翻译。9月，北大正式聘请杜威为客座教授，为期一年，这中间胡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前边提到过，杜威来华讲学，1919年5月自日本抵上海，1921年7月离北京回国。两年多期间，曾在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省举行演讲。在北京、南京两地作系统讲演，在北京高师、南京高师两校讲学。报刊大量发表其讲演，如《新教育》杂志1卷～3卷各期均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并刊出“杜威专号”。

北京晨报社出版《杜威五大讲演》，两年内印行十几版。并出版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两校学生的听课笔记：《杜威教育哲学》和《平民主义与教育》。稍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等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

《杜威五大讲演》内容囊括了实验主义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在杜威讲学的推动下，当时的中国形成一股实验主义的热潮。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竞相报道杜威的行程，连篇累牍地刊登杜威的演讲录，知识界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杜威的学说，各种各样社团以及相应的报刊陆续诞生，各级各类学校大力试验杜威的教育学说。杜威的大名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到处传扬。要知道，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风起云涌之时，知识界正在进行“新与旧”的论争，杜威的到来壮大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他的系统学说更成为当时中国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教育领域的主导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与科学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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