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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曾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不能不使胡适对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提出异议，于是便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

因为文章较长，我们不妨化简如下：

（一）孙的“行易知难说”的动机：胡适引用孙中山的原文，指出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的学说，是因为他认为革命的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人们相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说，影响了人们做事的信心。

（二）行易知难的十证：列举了孙中山给出的十项证据。胡适评论说，“中山先生的意思一面教人知道‘行易’，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难’。”

（三）“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在这一部分，胡适分析说，孙中山认为人可以分为三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他们分别对应发明家、鼓吹家和实行家。所以“‘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

（四）胡适对“行易知难说”批评：“行易知难说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知’‘行’分的太分明。”“绝大部分的知识都是从实际经验（行）上得来：知一点，行一点；行一点，更知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这点子知识。”“中山先生志在领导革命，故倡知难行易之说，自任知难而勉以行易。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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