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莫斯科会战和太平洋战事，刘一民就建议我党应该立即发表声明，表明政治态度，向德意日及其仆从国宣战。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同样也牵涉到美援的分配以及战后利益格局的摆布，我党必须有明确的态度，而且赶早不赶晚。

任弼时提出个问题，那就是苏联刚与日本签订了，苏联会不会对德意日同时宣战呢？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一下共产国际的意见，征求一下苏联的意见，再讨论这个问题。

任弼时提这个问题要是搁在后世看很莫名其妙，但是在这个时代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这是惯性思维，还是**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惯性思维。

任弼时被誉为党内的骆驼，是个任劳任怨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这样提，就是考虑和苏联的关系问题。

其实，不光**党内此时在犹豫，重庆的国民政府内部此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感情因素，一个是利益因素。

感情因素上，卢沟桥事变到现在，4年零5个月过去了，抗日战场上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从抗战以来的情况看，对中国给予最大支持的，开战前是德国，开战后是苏联。英、法可以说对中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支持。相反，在日军的逼迫下，英国人还把滇缅公路封闭了一段时间，法国人更坏，直接把中国在越南海防港来不及抢运回国的物资全部交给了日军。美国开始时对中国不但没有支持，还不停地卖给日本人飞机、汽车以及钢铁、石油、橡胶，在中日战争中大发战争财。后来，美国虽然逐步觉醒，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但那都是杯水车薪，济不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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